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原有的文化生产体系。与此同时，资本对数字文化企业的关注高企，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数字文化领域，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分析了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形势及资本关注点。
当前我国处于特殊历史时期。2023年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开局之年，同时，“十四五”行程近半，拼经济、促发展的压力极大。数字经济已成经济发展新引擎，文化产业要为拼经济、促发展做贡献，就要高质量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如何认识数字文化产业，如何认识当前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文化经济的主干
数字文化经济是数字经济与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形态。数字文化经济是以文化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网络（数字平台）为数字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推动力的一系列文化经济活动。这个定义脱胎于数字经济的一般定义，从中可以提炼数字文化经济的三个特点：其一，数字文化经济是以文化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这是数字经济作为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形态最重要的特点。文化数据作为文化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不排除一般数据在文化生产活动的要素性作用。其二，数字文化经济是以数字网络和数字平台作为载体的，或者说是以数字空间为载体的，这些网络、平台不同于互联网和互联网平台。数字网络不同于互联网，是进化了的新一代网络系统，这部分是数字文化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其三，数字文化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数字技术以集群式通用化，推动生产和生活数字化转型，这部分既延续了技术经济的特征，同时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有所转换。
我们正被“数字赋能”、“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这些词汇所包围，但数字文化经济的形成不是一朝之事，实际上至少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我国数字文化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本世纪之初，直到2012年，这个时期是以信息化战略为背景的，产业方面以网络文化产业和数字内容产业为典型，以网络消费、应用创新和互联网平台为特征。第二阶段是2012-2019年这个时期，数字文化经济是以“互联网+”行动及网络强国战略为背景，产业方面以数字创意产业、数字文化产业为代表，以业态融合创新、技术转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第三个阶段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数字化被提升到了空前的战略高度。这个时期也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期。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是以数字经济国家战略为背景，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指引，在产业方面，以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为主干、多种产业形态汇流为产业特点，以数据的生产要素化、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形态数字化迁徙为特征。
从这个阶段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数字文化产业等都是数字文化经济的产业形态。而在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文化经济的主干，其他产业形态也在高质量发展中汇流在数字文化经济浪潮之中。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国家战略空间。2020年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要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了8项重点任务。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化数字化战略上升到“全党共识”的高度。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促进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政策要求，也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文化和旅游、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等行业主管部门对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问题都很重视，也有相应的政策。如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产业发〔2020〕78号），其中的关键词是“基础”、“业态”、“生态”等，高质量发展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题词。在夯实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基础方面，主要包括内容建设、新基建、技术应用、数据资源要素、市场主体、标准体系等内容；在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方面，主要包括文化资源数字化、产业融合、平台经济、云演艺、云展览、沉浸式、数字装备、新消费等；在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主要有产业链创新（产业链金融）、“两创”“四众”、区域发展战略、市场环境、国际合作等。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需要更多关注基础技术、基础设施和生态问题。
所以，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文化经济的主干。数字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文化生产。数字文化产业是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新兴产业，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数字文化产业本身也需要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内容的同时更加关注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
二、先扬后抑的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形势
资本市场对数字文化产业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近年文化产业资本市场萎靡状态。2020年以来，文化产业资本市场趋冷，融资规模波动较大，总体上是下降趋势。数字文化产业融资逆势上扬后有较大下滑，先扬后抑。我们可以看几组数据：
首先是数字文化产业融资规模。2020年，我国数字文化产业融资规模（不含银行贷款）为1516.52亿元，占文化产业融资规模的55.81%，这是首次超过五成。2021年，数字文化产业资本市场表现强劲，融资规模达2344.64亿元，同比增长54.59%，占文化产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了62.45%，比2020年增加6.64个百分点，其中上市首次募资（IPO）贡献了数字文化产业融资资金的42.30%。2022年，受多重因素影响，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呈现较大波动，融资规模656.02亿元，同比下降72.02%，占文化产业融资规模的40.89%。（如表1）
表1 2020年—2022年数字文化产业融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文化金融数据库（CCFD）
注：本部分内容数字文化产业界定标准为：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标准；同时符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界定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标准。
其中，私募基金投资事件数量较大，能基本反映资本对数字文化产业投资的动态。2022年，数字文化产业的私募股权融资规模为150.05亿元，资金贡献度为22.87%，居第三位；同时也是最活跃的渠道，307起融资事件占渠道总和的81.43%。同时，根据来自清科的投资数据，2022年的文化产业私募基金全年的互联网领域投资总金额205.35亿元，占总金额比重从2021年的81.48%提升至96.22%，事件数量706起，占总数量的比重从84.22%提升至89.03%，表现的极为强劲。
第二组数据是并购方面的数据。2020年-2021年，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生111起并购事件，占文化产业并购事件数的64.91%，两年的分布相对平均；涉及资金1064.10亿元，占文化产业并购规模的90.85%。从并购金额上，数字文化相关企业的并购已经在文化产业并购市场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2022年并购市场出现较大程度下滑，数字文化产业发生37起并购事件，同比下降39.34%，占文化产业并购事件数的56.06%；涉及资金9.05亿元，同比下降98.35%，占文化产业并购规模的13.53%，占比比上年减少73.68个百分点，资金明显向传统端偏移。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20年以来数字文化产业投资虽然有较大波动，但已经成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主要领域。2021年是投资的高峰期，2022年回落，这与全球和全国数字经济投融资曲线是一致的。2021年众多头部资本将投资聚焦在数字概念上。在疫情严重时期，投资者尽调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一些私募基金投资数字概念项目和企业，不一定是好的选择，却是优的选择。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不确定性增加，加上上年投资还在消化期，人们对数字概念也需要更理性的观察，所以有较大程度回落。总体上，对数字文化产业投资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使在比例上有所回落，数字概念的文化项目和文化企业的投融资仍将持续保持主要地位。
三、资本关注数字文化企业的要点有哪些？
资本对数字文化企业的关注高企，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流向数字文化领域。虽然有些资本投资数字文化产业属于“跟风”，也有很多投资有“炒作”的成分，但从长远看，资本关注数字文化仍要基于基本面，要基于投资逻辑而不是投机逻辑。所以，资本首先会关注数字文化产业新形态的变化，要对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这些环节进行观察。如：数字技术改变了文化创作和产品生产方式，图片、影像、符号等已经完全可以在数字平台更加高效地进行生产；文化消费在数字技术条件下正在进行场景提升和转移，新的文化消费场景在拓展和融合中出现。在观察这些变化之时，资本对数字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的主要关注点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的变化。互联网模式造就了一批“时代骄子”，颠覆了人们产供销-成本-利润的简单算法，出现了免费、长尾、电商、网络文娱等新模式。数字时代的文化企业，以数字电影、数字演艺、数字综艺等数字产品消费为基础，形成新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由此形成数据驱动、产消共治、虚实共生等新商业模式。数字时代的场景或虚实结合，或完全在数字空间，随意技术的不断迭代，会有更多“奇特”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决定盈利能力。那么，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数字化使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什么改变？
二是文化企业成本和效率变化的财务表现。数字化不仅是生产和消费的数字化，也是文化企业管理运营的数字化。以智慧化和自动化为代表的数字化生产和运营方式能够带来企业成本和效率方面的变化，如大数据分析降低了认识用户和甄别风险的成本，人工智能的使用降低人力资源成本，5G带来远程辅助生产的效率提升等。那么，这些变化在财务分析方面是如何表现的？延伸开去，这些变化在企业价值评估中有何表现？
三是企业和项目信用状况的变化。文化企业数字化还体现在文化企业供应链的数联网化，以及文化产业生态的数联网化。数字化将企业行为大部分都呈现在数字空间，有迹可循的企业行为画像成为信用的重要依据，这是一种新的数字信用。数字信用将广泛应用于银行信贷、债券融资以及商业活动中，甚至在社会信用层面也有体现。从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视角上，不同于以信贷记录、传统资产及担保为基础的传统信用评价，数字信用对创新业务和扩展服务领域有极大作用。尤其在中小微文化企业信用评价方面，数字信用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依据。那么，如何评价文化企业的数字信用？数字信用对文化企业价值有何促进？如何利用新的信用评价方式？
四是企业资产形态和资产结构变化。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微观层面上就是数据资产化。文化生产数字化是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会使用大量的数据，也会形成海量的生产、传播或消费数据。其中的文化数据是承载了文化信息的数据，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文化数据资产。文化企业资产结构的变化将引起金融机构和资本的特别关注，那么，企业如何围绕新的资产结构进行投资，资本该如何进行资源配置？除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文化企业是否存在着如德勤所提出的与数据资产相关的“第四张表”？
以上这些关注点，直接关系到企业或项目的价值评估，直接关系到数字文化企业的融资能力和企业治理能力。从服务数字文化产业的视角上，政府应引导文化企业在数字化过程中强化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建立基于数字价值的数字化企业管理机制。在鼓励金融机构和资本投资数字文化企业和项目的同时，还要完善数字文化产业相关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相关公共性质基础设施，如文化数据资产评估体系，让金融与资本能够更好服务数字文化产业。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
